口述华南陆元鼎：我的70年华南建筑故事

陆元鼎

我家在上海，曾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因为姐姐和姐夫在广州工作，所以也报考了中山大学。当时一共报了三个学校，最后被中山大学录取了，所以就来广州了。

广东的老师上课是用广东话讲的，外省的老师是用普通话，所以，刚来广州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一定要学好每一门课，所以我就自己做习题和练习画画，过了三个月，跟广州的同学交流多了，才慢慢听懂广东话，半年后，就会用广东话简单交流了。

一年级时，是龙庆忠老师和符罗飞老师教我们，二、三年级时，是夏昌世老师和陈伯齐老师，四年级时，才见到林克明老师。

我第一次见龙庆忠老师，是大学开学时，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那时觉得他看起来很严肃，没有笑容，是一个很正派、很正经的老师，所以很怕他，但后来发现他从来不会批评学生，也不讲学生好坏。他教一年级的建筑初步课，这个课是让我最头痛的，因为我画画还是很差的。之后我留校任教，也做了建筑系的老师，但是跟龙庆忠老师在一起，我觉得他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心里，这是永远都不会忘的。

夏昌世老师会经常说说笑笑，跟学生距离近一点，思维很灵活，也很幽默。当时，一个教授会配一个讲师或者助教，杜汝俭老师是讲师，我们第一节课是早上8点钟开始，杜老师会准时来教室辅导我们学习，但夏老师很少准时，一般是10点多钟才来，他不会一个一个学生去辅导，学生有问题，会去问他，他如果觉得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了，才会把大家都叫在一起，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夏老师讲课不多，他教设计，会给我们示范怎么画，我对夏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可以用笔随手一点，就找出一条线的中点在哪里，我用尺去量，竟然分毫不差，非常厉害。因为我画画不行，夏老师教给我很多绘画方法。

符罗飞老师大概见过两三面，就没有见过了，之后才知道他是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

林克明老师是一个非常正直和严格的人，他教城市规划课，如果看到学生画的图不好，他会把学生的画折成一堆，也不撕掉，就放在他口袋里。我读四年级时，他就去广州工务局工作了。那时，每年过年，我们一定会去林老师家里拜年，跟林老师关系是很好的。

陆元鼎

是的。有一次，我们去林老师家里拜访，林老师说，想把他个人的作品、成果编写成一本书，我觉得很好，也很愿意帮老师完成这件事。

先是林老师口述，我记录下来，再加入老师的作品，以及林老师自己写的两篇文章编辑而成。因为林老师当时自己不做设计了，是由他画好草图后，交给各设计院具体去做，根据老师提供的线索，我开始与各个设计院联系搜集他的作品资料。不过，因为林老师与有些设计院老总关系不太融洽，书籍编辑完毕后，有设计院老总并不同意其中的作品是由林老师设计的，所以编辑完成后，就搁置了。

后来，我请了杜汝俭教授出面协助，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任赞助经费，过了3年，才正式出版。幸运的是，这本书在林老师生前就出版了，我送去给林老师看过，他很高兴，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

陆元鼎

我从小数学成绩好，中小学算术老师给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比较擅长几何和代数方面。实际上，我当时报考的是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但是我的高考成绩达不到土木系的分数要求，因为我除了数学，其他科目考得都比较差，建筑系的分数线稍微低一点，我觉得建筑与土木相关，并且国立大学不需要学费，所以读了建筑系。

读高中时，最不喜欢学历史，但是到了大学，上专业课，听不懂其他老师讲的广东话，只听得懂龙庆忠老师教的建筑史，因为他是江西人，上课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才开始对历史感兴趣。

我们上课没有教材，也没有很多图书参考，学校图书馆里土木工程的书比较多一点，建筑类的很少。通常是老师给一个设计题目，学生去各个地方做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问题进行学习。

一年级时，我们班一共有20多位同学，三年级就只剩下10位了，因为解放后，很多同学直接去工作了。华工建筑系的罗宝钿老师，跟我同班同宿舍，他是我最好的伙伴。

当时，同学们都很信任我，选我做建筑系的学生会主席，中山大学工学院只有五个系，建筑、土木、化工、机械、电机，我负责建筑系跟其他系的联系。学生会主席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出黑板报，组织活动，做早操、表扬好人好事，要求同学按时就寝等等。

陆元鼎

当时是建筑工程系，因为要与土木工程系有比较严格的区分，所以建筑工程系后来改称为建筑系。建筑系的教师当时有龙庆忠、夏昌世、陈伯齐、符罗飞、丁纪淩、杜汝俭、邹爱瑜、金振声、郑鹏等等。

我们毕业班一共有4位同学留校，我是年纪最小的，23岁。刚留校时，并没有正式教课，只是辅助教学，邹爱瑜老师教投影几何课，这个课是一年级课程中比较复杂的，当时很多学生是已经做了干部，才来上课的，有的学生年龄比我还大，理解能力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会把我觉得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拿出来在辅导课上给学生讲解。老师们讲课时，我也会随堂听课，做好笔记，学生不懂了，我再去给学生讲。

我第一次正式讲课，是从“中国营造法”开始的，心里还是很胆怯的，因为在之前没有学过这个科目，只能“边学边卖”，学不通的地方，我再去向龙庆忠老师请教。梁思成先生写了一本《清式营造则例》，我把它翻印出来发给学生，自己备好课，再去给学生讲，如果回答不出学生问的问题了，我就跟学生说，下一次我再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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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工作时，是18块5毛。之后，一年涨一块钱，后来调到21块5毛，一个月吃饭用9块钱，我住在华工西区的单身教师宿舍，两个人一个房间，年老的教师住在市区文明路平山堂。

陆元鼎

1958年，在北京，是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召开的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建筑科学研究院汪之力院长、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校建筑史教学组代表、建筑师代表和建筑史研究人员，老一辈的教授有天津大学建筑系主任徐中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哈雄文先生等等。因为是要讨论住宅，当时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研究住宅的是金振声老师和我，所以我们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古建筑史，认为以往的古建筑史，总是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而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应该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建筑虽然简单，但相比豪华的建筑形式更适应生产生活需要，并且方便就地取材，所以要提倡研究中国老百姓的建筑。

陆元鼎

是谁首先提出将老百姓的住宅定义为民居建筑的，并没有考证，只是会议上有的提传统住宅，有的提民间住宅等，最后大家都认为用“民居建筑”或“民居”比较贴切。

陆元鼎

是的，包括“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史”，现代史正在进行中，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10年，所以是写“建国十年来的建筑成就”。

因为梁思成先生政治活动较多，经常全国各地去开会，所以由刘敦桢先生负责组织编写工作。会议决议决定“中国古代建筑史”由刘敦桢教授、南京工学院郭湖生老师、同济大学喻维国老师负责，“中国近代建筑史”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侯幼彬先生负责，“建国十年来的建筑成就”由我负责。

会议结束之后，以建筑院校为主，开始了全国民居的调查工作，华南工学院建筑系负责广东一带。

1959年7、8月份，我们住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编书工作。建国10年的时间很短，能搜集的资料非常有限，我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筑设计单位，看设计院做了什么工程，当时北京做的建筑工程是比较多的。二是看建设部的相关文件。刘敦桢先生在南京工学院，所以我也去南京工学院的图书馆找资料，之前在广州也做了很多调查。

书编好之后，我报送到建筑工程部，但建筑工程部建议暂时不要出版，因为十年时间比较短，并不成熟，所以这个资料仍保存在建筑科学研究院资料室里，一直没有出版。

因为领导干部们对这10年建筑的看法前后有所差异，所以在编写过程中，我不知道应该以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来写。比如大屋顶，最初是否定的，之后又认为大屋顶是民族形式的一部分，应该给予肯定。比较遗憾的是自己有些想法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写，因为它的政治性太强，国家的政策每隔一段时间都在变，所以与历史有关的书不好写。

陆元鼎

1958年后，系里开会，要年轻老师都确定一个专业研究方向，我当时已经被调到建筑史教研组，所以我只能在建筑史范围内确定研究方向。其他老师有研究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建筑物理、规划等等。在之前进行的调研中，我发现广东地区的古建筑不多，比较有名的有光孝寺、六榕寺，佛山只有祖庙，教研组另一位年轻老师，已选古建筑为研究方向。

1954年，系里制定新的教学计划，二年级要增加测绘实习。1956年，我带学生去潮州实习时，发现潮州的传统住宅做得很不错，后来了解到梅州也有很多旧住宅，并且有各自的特点，所以我就确定了以旧住宅为研究方向。金振声老师是研究新住宅，我是研究旧住宅，当时还没有民居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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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实习，1954年是龙庆忠先生带着我和学生一起去河南登封的中岳庙古建筑测绘实习，一个老师带几组学生，三人一小组。因为之前没有进行过测绘实习，所以没有专业仪器，靠两人拉皮尺，一人记录。要测屋顶，就用梯子爬上去，梯子爬不上去了，就靠目测。

龙老师非常严格，要求测绘不能只测一次，要测两次，如果两次有误差，就取平均值。白天在现场测量，当天晚上，就要求把图画出来，因为经费不够，晚上没有电灯，只能点着煤油灯画。

1954年实习结束回校时，当时长江流域武汉地区发大水，郑州到广州的火车不通，我们只能坐火车经上海回广州，印象非常深刻。

1955年，因为去外地实习一次需要的费用过多，高教部通知，为了节约经费，建议实习就地解决，所以之后我们便去了广东佛山，1956年去了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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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建筑系扩大招生，建筑学专业原本60名学生的规模，扩大为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城市规划三个专业，共180名学生，到1963年时，共有150位学生毕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人数不够，所以我尝试做一个试点，以调查研究论文代替毕业设计。

我当时选了5位学生，选择的条件是：一对传统民居有兴趣；二广东本地人，懂方言，调查时与当地人沟通不困难；三绘画水平好；四自愿。5位同学，有四位潮汕人，一位客家人，三位做潮汕民居调查，一位做潮汕民居装饰调查，一位做客家民居调查。

当时并没有像现在写成毕业论文，而是写调查报告，后来我写了一本《广东民居》，很多素材来源于他们当时写的调查报告。

陆元鼎

1984年，参加完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学术会议后，我在北京见到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秘书长曾永年，闲谈时，说起我现在在研究民居建筑，觉得传统民居建筑很丰富，各个地区的民居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很多具有文化价值的房子因为得不到重视，年久失修，破坏得非常严重，所以想召开全国性的民居会议，让大家在一起讨论研究各个地区的民居文化，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以学校的名义召开，会比较困难，因为当时华南工学院的名气还不大。曾秘书长建议在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下面设民居研究部，以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的名义召开。

回校后，经过系里开会同意，第一次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由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和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民居研究部联名召开，开会地点就选在华南工学院。

陆元鼎

据我之前的考察，我觉得南方各地民居实物较为丰富，所以我当时只考虑了南方各省市的高校建筑系、设计院、研究部门等。之前参加会议，跟江西工学院、南京工学院，贵州的设计单位联系比较多，所以邀请了他们。另外我曾去过香港大学讲学，香港大学建筑系龙炳颐教授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很有研究，所以我邀请了龙教授，另外又邀请了香港的我校建筑系校友李允鉌建筑师，他还帮我们邀请了一位熟悉民居建筑的台湾专家参加。

大会宣读论文3天，考察开平、台山侨乡碉楼民居4天，并且成立了中国民居建筑研究会筹备组，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与会代表的会议论文整理成《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一辑论文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我比较难忘的一次是第二届民居会议，在云南，1990年召开的，一共15天，当时交通非常困难，在昆明举行开幕式和学术报告后，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进行考察，从昆明到大理、丽江，回昆明后休息，第二次再出发，第一天翻两个山头，简单吃完午饭后，再坐车翻两个山头，休息一晚，第二天照样，又翻了四个山头，当晚到达景洪。白天赶路，晚上开学术报告会。虽然路途非常艰辛，当时还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老同志，但是他们都很积极很热情融入到考察队伍中，让我很感动。

陆元鼎

1997年之前，香港和澳门还没有回归，但1988年第一届民居学术会议时，我们就已经邀请到香港、台湾的专家参加会议了。

之后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香港大学的许焯权教授，他对传统民居很感兴趣，我们谈到希望以后也能在香港、澳门举办民居学术会议。他认为虽然香港地区小，之前被英国长期占领，但是现在即将归还祖国，是有可能举办会议的，所以回到香港后，他很积极地与香港大学建筑系领导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当时香港政府建筑署署长陈一新先生对在香港召开民居学术会议表示非常支持，虽然即将离任，但他为了民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特意在署内筹了一笔款。因此，第八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才得以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在香港举办。

2006年，第十四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是在澳门召开的。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校友蔡田田建筑师在澳门，她参加过往届民居学术会议，通过她，我们联系到了澳门文化局管理文物建筑的官员，也是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在澳门成功举行了会议。

陆元鼎

一是传统民居很丰富，要动员大家来研究，要继承优秀传统和创新；二是强调年轻人的力量，鼓励他们参加学术活动，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一直坚持去做，并且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不论是民居学术会议还是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以学术会议的名义收取较高的会务费，但是民居学术会议的会务费并不高，学生参加会议，费用减半，如果有困难者，可以减免费用，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励年轻人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我们召开会议也是实实在在地组织大家一起以专业研究为目的。

我没有想过要写自传，因为我觉得自己除了在民居研究上做过一些事，有点作用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不值得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