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赓续 II

今天从媒体上看到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先生辞世的消息，心中骤然一沉。先生终年九十七岁，虽属高寿，但对于我们这些深耕建筑史、传统民居研究的后辈来说，噩耗传来，依旧满心沉痛与惋惜。一代民居学术领路人就此远行，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始终体恤后学、温暖宽厚的师长。心中百感交集，谨以此文，追忆与陆元鼎先生交往的点滴，寄托一份缅怀之情。

陆元鼎先生是中国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人、学术带头人。自1988年起，他倾注大量心血，牵头组织首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以后每年一度持续至今；他还持续组织包括海峡两岸传统民居理论（青年）学术研讨会等多场高水平学术会议，促成海峡两岸民居研究学界的往来对话；还多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逐步搭建起重要的国际性学者学术交流平台。民居研究能够形成有规模、可持续的学术共同体，离不开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奔走、组织与推动。我个人与陆先生的学术缘分，便是从一次民居建筑国际学术会议正式开启。

那是1993年，我还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侯继尧先生。侯先生毕生致力于传统窑洞民居研究，撰写过关于窑洞方面的重要专著，长期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研究会的副会长。窑洞本就是中国传统民居重要的一种类型，因为这份共同的研究领域，侯先生和陆元鼎先生早有学术往来，彼此相知。

那一年，华工要举办传统民居国际学术会议，陆元鼎先生向侯先生发来参会邀请。不巧侯先生彼时已有重要安排，需要赶赴兰州，分身乏术，便把这份邀请函交到我手上，鼓励我前去参会、见见学界同仁、开阔学术眼界。当时我完成的一篇论文，主题是关于晋西北的锢窑，正好属于窑洞民居研究范畴。于是我带着这篇习作，拿着侯老师的推荐信，动身前往广州。

岭南的八月酷暑难耐，天气闷热逼人，但我的内心却是滚烫而温暖。到广州报到之后，我把侯先生的推荐信交给陆元鼎先生。陆先生待人热忱，对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格外关照，亲自过问、安排我们的住宿。那个年代会议的整体住宿条件有限，客房有的配有空调，有的没有。我和季富政、阿金两位学长被安排住进一间带空调的三人间。这份细致的关照，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亲眼目睹了陆先生事无巨细，亲自接待每一位来宾，并在会议期间还逐一到房间问候，倍受感动、倍得温暖。早年往来信件的信封文字甚至信件内容，都是陆先生亲手书写的，足见其重视程度和工作作风。也正是这场广州民居会议，让我真正认识了陆元鼎先生，也就此结下往后多年割舍不断的学术渊源。

1994年，我拜入郭湖生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郭湖生先生与陆元鼎先生属于同一代学人，二人学术上相互扶持，私交亲如兄弟。不仅两位先生交往密切，郭门弟子与陆门门下的后辈之间，也常有走动交流，两个学术团队常被大家戏称“郭家军”和“陆家军”。郭湖生先生的女儿郭赟曾在广州就读过建筑学专业，平日里称呼陆元鼎先生为“陆伯”，从这一称谓之中，便足以窥见两家深厚的交谊。身在东南大学读博，师门之内师兄弟闲谈，以及大家在恩师膝下讨教，时常会谈及陆元鼎先生，谈论他的学识、为人与治学格局。耳濡目染之下，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对陆先生的敬仰之情也越发浓厚。

记忆最为深刻的，当属1997年东南大学举办的刘敦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建筑史学界的一次盛会，清华、天大、同济、西冶、湖大等高校以及全国各地众多建筑史领域的前辈学者齐聚南京。当时我还在读博士，郭湖生先生交给我一项任务，去负责会场的录音工作，承担大会口述史料的记录。

那个年代还没有普及便捷的数码录音设备，全部依靠磁带录音机，设备也并不人人具备。为了保障录音效果，我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陆元鼎先生专程从广州赶来南京参会，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魏老师。时隔几年再次相见，得知我在东南大学跟随郭湖生先生攻读博士，又有侯继尧先生、郭湖生先生这两层渊源，陆先生见到我十分高兴，对我格外亲切。会议期间，陆先生特意赠送给我一本《中国传统民居史论与文化》（第一辑），这本书正是1993年广州民居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终于正式出版了，书里恰好收录了我当年那篇关于晋西北锢窑的会议论文。拿到赠书的那一刻，内心满是感动与鼓舞。

这场纪念刘敦桢先生的大会上，有两段发言，时隔多年依旧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

一段来自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刘先觉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史学者，主攻外国建筑史，他本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清华毕业后来到东南大学任教，和先辈刘敦桢先生也有师生之谊，更是同事。在发言里他讲到，刘敦桢先生开拓了建筑史学诸多研究方向，但除深耕中国建筑史之外，内心一直怀有延续并拓展西方建筑史研究和教学的宏愿，后来便把这份教学重任托付给了刘先觉先生。而刘先觉先生也担当起了这份事业，他兢兢业业地干了一辈子，成果丰硕。

另一段便是陆元鼎先生的发言，和刘先觉先生的讲述可谓异曲同工。他谈到了1958参加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的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以及后来参加由刘敦桢担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材的编写过程，追忆了民居研究的艰难历程。陆元鼎先生说，刘敦桢先生是中国建筑史学界的一代泰斗，开拓了古典园林研究，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刘敦桢先生学术视野极其宏阔，目光不止停留在国内，还关注整个东方建筑，致力于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建筑体系的研究。他坦言，刘敦桢先生开启了民居这一重要研究方向，但时代境遇多有波折。待到有条件深入开展研究之时，先生已是年高体弱，又历经文革冲击，诸多研究工作被迫停滞，很多构想没能充分完成。而自己，便是受到鼓励而承续刘敦桢先生所开拓的传统民居研究领域，接过这一份学术重担而继续前行。

学术本就是代代薪火相传，老一辈学者开辟一个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后继学人接续接力。

坐在台下聆听，我内心感触极深。学术本就是代代薪火相传，老一辈学者开辟一个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后继学人接续接力，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之上继续拓展深耕，各个研究分支由此开枝散叶，整个学科方能欣欣向荣，生生不息。陆元鼎先生正是刘敦桢学术脉络当中，传统民居方向极为重要的继承者与进一步开拓者。他的这一坚守和执着，整整就是一生，近乎是他学术生涯的全部。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聚焦的是中国传统营造技艺。博士毕业之后，我来到同济大学工作。研究的范围多在江南地域，但这里元代以前的古代木构遗存数量不多，留存最多的正是量大面广的明清传统民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与乡土建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体相通（今天多系泛指，民居也并不专指住宅），指向的是同一类研究对象。我参加工作近三十年来，我们团队大量的实地测绘、田野调研工作，几乎都是围绕民居（乡土建筑）展开。

回望自己的学术道路，虽然我并非直接师承于陆先生，但这份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年陆元鼎先生的感召，也受惠于他在刘敦桢先生百年纪念会上那一番发言带来的启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和陆先生直接的学术交集并不算多。2007年以后，随着自身科研条件逐步改善，游子归家，机缘使我终于找到了传统民居的学术大家庭，回到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中，向前辈请教，和同行交流学习，在民居（乡土建筑）领域持续耕耘。时至今日，我们团队的研究生，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学位论文选题，都偏向民居（乡土建筑）方向；我自己的研究，也进一步下沉，深耕乡土建筑营造技艺这一更为细分的方向，慢慢积累起一些研究心得。细细回想，这一路的选择与坚持，都离不开陆元鼎先生早年的影响与推动。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民居研究领域建树卓著。他带领学术团队，开辟出从民系、地域文化等多种视角解读传统民居的研究路径，为民居研究注入新的维度。先生诲人不倦，培养出一大批民居研究人才，他门下不少学生如今已是学界中坚，许多人也临近退休甚至已经退休。包括我们这些受其学风感召的后辈学人，很多人的研究道路上，都留下过先生的印记。

在我的印象里，陆元鼎先生是一位可敬又可亲的长者，为人平易朴实，对青年后辈总是呵护有加，不吝惜鼓励与提携。如今先生虽然然远行，但他严谨求实的学术思想与开拓创新的精神光芒，仍将惠泽后学、启迪来者；他所开辟的民居（乡土）建筑研究方向，依旧是我辈前行的路标和索引；他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成果，也始终是后辈继续求索的坚实根基与丰富滋养。

他是我们后辈学子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如今，经过陆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多方努力，民居（乡土）建筑的价值已被进一步发掘，作为与“官式建筑”关联却相异的遗产类型，其研究和保护早已深入人心，它们显然是代表中华传统营造文化的另一张经典名片，也是传统营造智慧的最佳表达。然而传统民居（乡土建筑）量大面广，形态多样，宝藏丰富，研究之旅依然困难多、道路长、任务重。缅怀前辈，最好的追思，不在于文字的悼念，而在于精神的接续。我们应当继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民居（乡土）建筑研究事业，传承这份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守正拓新，持续深耕，努力做出属于我们每一代人的学术积累，以此告慰先生。

陆元鼎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