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

一盏清茶，结下四十年师生缘

我们这代人，经历都比较曲折。1973年我下乡务农，在农村度过了四年，之后经推荐进入福建建筑学校，读了两年中专，197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学校已升格为福建建筑专科学校，校领导又联系送我赴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插进1978级进修学习了两年，1982年才回到福建。可单靠进修解决不了文凭问题，1985年，学校又送我赴广州读专升本，以取得本科学历。按当时政策，评讲师职称需要有两门研究生课程成绩，我经本科老师介绍，来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由此认识并接触到陆元鼎老师。

那时先生年过半百，已是当代中国民居研究的泰斗，在学界声名卓著。可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泰斗”，而是一个温和、亲切、让人没有距离感的长者。当时华南工学院招的研究生很少，一门课才五六个人听课，先生就把课堂搬到家里的小客厅，一张小桌，几把椅子，一边泡茶一边给我们上课。他讲民居的形制，讲地域的差异，讲建筑背后的人和生活。茶烟袅袅，话语从容，那种舒适而亲切的氛围，至今想来仍觉温暖。

二

一支铅笔，从永定土楼画起

课后做作业时，先生对我说：“你还是回福建去调查福建土楼吧。”我请了十天假，只身来到永定。坎市附近圆楼、方楼鳞次栉比。交通与食宿，多亏了我在龙岩市建筑公司工作的同学帮忙，他们用运送材料的大卡车把我送进土楼工地，吃住就在工人简陋的工棚里。没有尺子，我就用脚步丈量，估摸着几步几米；白天在土楼里穿行，和住户攀谈，记录门楣上的楹联、天井的尺度、祖堂的布局；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画草图，第二天再带着草图去现场校对，回到学校后再加工画成正图。

就这样，我完成了第一份中国土楼调查研究报告。先生看了评价很高，建议我投稿发表，后来刊于1988年的《福州建筑》杂志。

三

闽山闽水，半月同行沐春风

1987年暑假，陆老师和师母魏彦钧教授专程到福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民居考察，我一路跟随。我们从龙岩出发，经永定、南靖、漳州、泉州，最后到福州，三人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闽西、闽南的主要民居分布区域。

那时的公路系统远不如今天，出行十分困难，山路崎岖，班车稀少，有时候一段路要走很久，可我们就这么一直坚持了下来。先生年过半百，体力自然不如年轻人，但每到一处仍兴致勃勃地观察、记录、拍照，与乡民攀谈。

我第一次了解福建民居，正是通过完成福建土楼的作业和之后那半个月的陪同调研。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民居、民居的内涵是什么，还从先生身上学到了调查研究的本事和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真是受益匪浅！

四

一面旗帜，擎起中国民居研究

1988年，先生与云南工学院的朱良文、东南大学已故的郭湖生教授，台湾的王镇华先生、香港学者，以及天津大学的黄为隽教授、魏挹澧教授等先生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民居研究会，并在广州召开第一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这是中国民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先生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写文章参会。我赴泉州调查，写成《福建泉州民居》，参加了第一届民居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见到了许多前辈和同行。当时会议规模不大，校外报到的约三十几人，加上华南理工大学的也不过五十几人。会后，大家还赴台山、开平参观侨乡村镇，印象最深的是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此后每两年一届的民居学术会议，从广州、昆明、桂林到景德镇、重庆、乌鲁木齐，我都是忠实的参与者，一直跟着陆老师做调查、写文章、发论文。

第二届民居学术会议在昆明举行，由云南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的朱良文主任主持。那一届时间很长，前后有十几天，会开得满满当当、风生水起。除了两天的会议交流，主办方还安排大巴载着一行人去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白天参观考察，晚上继续做学术报告。参加的前辈也更多了：清华大学的楼庆西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赵立瀛教授、东南大学的钟训生教授、王文卿教授，还有一位北京建筑设计院的老总（名字我已记不清了）。我们既欣赏了彩云之南的美景，品尝了当地特色美食，又考察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民居。先生带着我们这些学生一路同行，看他与各地的先生们谈学问、叙友情，我深深感到，中国民居研究正在汇聚起越来越多的同道。

第三届民居会议本定在江西景德镇召开，却有一个难忘的插曲——时任桂林市规划局局长的李长杰教授，在昆明会议上当着全体代表的面抢先发出邀请：“桂林市规划局准备承办明年的民居会，热烈欢迎大家都到桂林来！”就这样，1991年，第三届民居学术会议在桂林举行。那届会议同样精彩，除了会议交流，我们深入桂北，参观侗族、壮族的民居：龙胜的壮族木楼、吊脚楼，三江的侗族民居、戏台和风雨桥……当时交通不便，但民居极其精彩，大家收获满满。后来我又两次出差去桂北，再走三江的侗族村落，却总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好的东西越来越少，精品民居越来越少，新建的假古董却越来越多，实在令人痛心。这也让我愈发感念先生那一代人当年所做的工作：他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为中国的传统民居留下了最后的档案。

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于此。

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民居建筑》，是中国民居建筑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1989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部级奖一等奖。这部书将散落在大江南北的民居建筑纳入国家美术与建筑学术体系，让民居从“乡间土屋”上升为值得被记录、被研究、被珍视的文化遗产。

1990年，先生出版专著《广东民居》，首创传统民居民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深刻揭示了广府、客家、闽海、湘赣等民系民居与族群文化的内在关联，为南方民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民系”这一概念的引入，让民居研究从单纯的建筑形态描述，走向了文化与社会的深层解读，开创了中国民居研究的新范式。

他培养博士、硕士数十人，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他组织了一届又一届民居学术会议，把一个又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落写进了中国建筑史的篇章。正是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们，让“民居是一切建筑之母”成为学界的共识，开创并奠定了中国民居研究的体系格局。

先生常说，民居不是“低级建筑”，它是中国建筑最深厚、最广大的根基。他一辈子都在为这句话奔走、呼吁、著述。如今回头看，他做到了。

先生也让我深深懂得，传统民居就是中国建筑历史的一部分，民居是一切建筑之母。人类从穴居、棚屋一路走来，从建造民居开始，以后才有了祠堂、寺庙、塔楼、园林、廊桥、宫殿、陵墓……一部民居史，可以把整部中国建筑历史串起来。

如今我们做建筑设计，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较大，许多大学老师只做现代建筑，不做有地方风味的建筑，甚至排斥传统建筑。其实，许多有影响、获过奖的现代建筑作品，恰恰是从传统建筑尤其是传统民居中汲取了营养和精华。现代建筑设计要做好，必须从民居中吸取精华——无论是平面布局、立面组合，还是对空间的结合、对当地气候的适应、对地方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应用，皆是如此。这二十多年来，随着国家宣传力度的转变，大家也越来越认识到民居与建筑创作的关系。这些道理，先生用毕生的研究传授给了我们。

五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五十多岁时，我三十出头；如今我年近七十，先生却已驾鹤西去。四十年师恩，一言难尽。

在民居这条道路上，领我入门、引我前行的，正是陆元鼎教授与师母魏彦钧教授。我一直虔诚地跟着先生做调查、写文章、发论文，也从一届又一届民居会议中，认识和交往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我有今天的一点成就，都是跟着先生和前辈们学来的，我感恩不尽。这些前辈大师们大多敬业、执着，专业水平很高；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做人的态度、做事的态度。我常说：“你跟着什么人学，就成什么样。”先生的学问、品格及其对待学术和学生的态度，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做学问、做人的底色。

先生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民居研究，也把这份事业传给了我们。正如我常说的：“老一代传给我们，我们传给你们。”如今，我也像当年的先生一样，带着学生们走村落、测老屋、写文章，把他们带到民居会的会场上来，传、帮、带他们。每次看到年轻学生蹲在老屋前认真测绘的样子，我就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拿着铅笔在永定土楼前比划的年轻人。薪火相传，正是如此。

只要有人坚持，民居研究就不会断；后辈超过前辈，社会方能进步。先生生前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学生们一个个成长起来，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这也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部部专著、一届届会议、一位位学生，更是一种精神——对学术的执着，对田野的敬畏，对后辈的提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这份精神，早已撒遍大江南北的村落与土楼之间，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愿先生安息。我们这些学生，会沿着先生走过的路，把中国民居研究的事业一代代传下去。

陆元鼎先生千古。